杜加的悲剧，源于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艾滋病的无知与恐惧。1981年，洛杉矶的医院里，一群年轻的男同性恋者相继患上罕见的卡氏肺囊虫肺炎，这是一种通常只会在免疫系统极度虚弱的人群中出现的疾病。这些身强体壮的年轻人，免疫系统却莫名其妙地崩溃了，医学界对此毫无头绪。6月5日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（CDC）首次公开报告了这种神秘的综合征，标志着人类与艾滋病这场世纪之战的正式打响。
1953年，杜加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一个普通的家庭。英俊的他从小梦想周游世界，1974年，他如愿成为加拿大航空的空乘人员，频繁往返于哈利法克斯、多伦多、蒙特利尔等城市之间。他拥抱了70年代北美的性解放运动，活跃于同性恋社群。他后来估计，从1972年到确诊艾滋病，他至少有超过2500名性伴侣。这在当时某些特定社交圈子里并不罕见，但同时也加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，尤其是在人们对性传播疾病认知有限的年代。
1980年5月，27岁的杜加身上出现了紫黑色的卡波西肉瘤斑块。这种罕见的癌症通常只出现在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的老年人身上，他的确诊无疑令人震惊。为了寻求更好的治疗，他前往纽约，却不知不觉卷入了医学史上最大的争议之一。
1982年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开始追踪艾滋病的传播链，拥有复杂性接触史的杜加成为重点调查对象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他非常配合调查，主动提供了72名性伴侣的名单。调查人员顺藤摸瓜，发现许多人都确诊了艾滋病，且进一步传播了病毒。然而，一个致命的误会发生了：CDC将杜加标记为“Patient O”（加州外病例），却被误读成“零号病人”（Patient Zero），将所有责任都推到他身上。
80年代初，美国社会对艾滋病充满了恐惧和误解。艾滋病最初被称为“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”，加剧了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和污名化。媒体将杜加塑造成一个明知故犯的“超级传播者”，煽动公众的恐惧与愤怒。他成为了替罪羊，承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社会的谴责。
杜加的悲剧，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，也是时代悲剧的缩影。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艾滋病的科学认知匮乏，以及社会对边缘群体的深层偏见。 这场误会给艾滋病防控工作带来了严重的阻碍，许多高危人群因害怕歧视而不敢接受检测和治疗。
如今，艾滋病的治疗和预防已取得巨大进展，但杜加的遭遇警示我们：科学的缺失与社会偏见结合起来，将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。 我们必须摒弃偏见，以科学为基石，团结一心，才能真正战胜艾滋病，避免悲剧重演。 杜加的故事，不该被遗忘，它将永远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敌人是病毒，而不是感染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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